名为疼痛的钥匙 (第1/6页)

    在正式跟尊严和羞耻心告别前，埃里希最后做了个在我看来挺气派的动作：我命令格略科直接动手去掉他衣服时，埃里希站在原地，目不斜视，像个优雅的马戏团主持一般抬起左手，硬生生打断格略科向前的步伐，幅度不大，干脆利落，又有点举重若轻的自信，似乎他才是格略科的主人。

    “不必劳烦格略科先生，我可以自己来。”他咬字过分清晰，那种上流人士的味儿更重了，眼下显得格外刻意。埃里希的发音吐词里有种特殊又可悲的颤抖，常见于濒临崩溃却又强装镇定的体面绅士。比如某个被揭穿是间谍的米加斯法官，据说他被捕时身穿晨袍，得意洋洋地用音乐配美酒和鲟鱼。他静静的听保安局的人宣读他的逮捕，用和埃里希差不多的语气回答，“姑娘们，你们吵的我头晕脑胀，请让我先用完早餐，换好衣服，在陪你们走，好么？”　好么？当然不好，谢瓦尔德说那四个保安局成员用枪托把他当场打的面目全非，最后头上套着麻布，半裸着赤足被丢进玻璃全黑的轿车里，一路送进保安局最暗不见天日的牢房。

    这些人都一个样儿，把脸面看得比命还重要，宁可死了也不想受辱。所以埃里希选择在格略科碰到自己前解开扣子，将衣服折叠整齐，单手递给他，至始至终没有转头，无声的表示对叛徒的蔑视。这几乎有些讽刺，他选择主动脱去衣服来缓解被迫脱去衣服的羞耻，难道在他看来自己是蒙冤受屈的殉道者，昂首挺胸走向生命终点的绞刑架，然后振臂高呼“卡扎罗斯万岁！”？

    我们从小就听这样的故事长大的，卑鄙的敌人抓获宁死不屈的斗士，百般折磨。最终他或她用一句响亮的口号在刑场成为不朽的英雄，直到几百年后还被传唱。口号可能是“米加斯母亲万岁”，可能是“我的同志数以百万”，也可能是“上帝拯救卡扎罗斯”，“上帝是我的见证！”。

    光辉时刻可不容易出现，大多数普通士兵死的悄无声息，哀嚎和哭泣被炮火轰炸掩盖，等找到他们时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尸体。莱勒诺夫告诉记者阿丽娜死前最后一句话是“米加斯万岁，和卡扎罗斯侵略者血战到底”，然而我们都知道阿丽娜没有任何遗言，穿过她喉咙的子弹同时击碎了她的声带。她躺在我们怀里，那么瘦小，那么恋恋不舍，她应该有很多想说的，但直到紧握的护身符掉落在地也没能发出能称得上语言的声音。

    哦，阿丽娜，我为什么老是想起你？

    为方便管理，瓦耳塔看守早期都多多少少威胁过战俘如果不如何如何就将他处死。有的人，比如柳德米拉，注意细节和戏剧效果，甚至会弄出一整场惟妙惟肖的审讯处决表演，吓得战俘屁滚尿流。据我观察，战俘“遗言”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求饶，怒骂和胡言乱语。前两种很好理解，最后一种则比较少及，多出现于受过长时间严刑拷打和监禁的囚徒身上。最好的例子大概是罗曼·克劳斯曼，一个愚蠢倒霉的年轻人。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在克里瓦监狱里某个暗不见天日的小牢房里呆了大半年。男人身上生疮，头皮满是裂口，骨瘦如柴，衣服都沾满大小便，臭不可闻，一只眼睛几乎完全瞎了，对光照刺激没有反应，另一只则不断流泪。我们把他拖出来，　洗干净，交给卡季卡，后者不敢相信他还活着。罗曼的舌头上有状如火山丘的凸起，起初我们怀疑是某种传染病，经过检查后确认是烟头反复烫伤后留下的疤痕。形容枯槁的罗曼乍一看好像已经垂垂老矣，可根据证件，他被捕时才十九岁－－这多半是因为他被拔掉了七颗牙齿。他被束缚住手脚，和货物一起回到瓦耳塔，一路上用嘶哑的声音喘息。比起曾经折磨他的卡扎罗斯同胞，他更害怕米加斯人，整整一周，一区都萦绕着比往日更加刺耳的卡扎罗斯语尖叫，吵得人头皮发麻。柳德米拉尝试让他闭嘴，用手枪顶住罗曼的额头威胁再发出一点声音就把他击毙。谁知他竟毫无畏惧，像被触碰到开关一样絮絮叨叨个不停，双眼也忽然有了神采。他讲自己从小就是个地理天才，讲他喜欢吹口琴，讲他的mama给他取名罗曼因为他出生那年卡扎罗斯最有名的大众情人演员也叫罗曼。他翻来覆去地说（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话），像个坏掉的唱片机，声音沙哑，叫人心中生出股无可奈何的同情。他神志半疯，死亡也许对他来说是解脱。他没有家人，无处可去，卡季卡认为这可怜的孩子已经经历太多，不愿将他处死了事，索性就此把他留在医务处悉心照料。等到伤口完全愈合，镶上假牙，身上也多了十几斤rou后，罗曼不再过分畏惧米加斯人，成了一区女医务官的集体宠物。他还是怯生生的，不怎么说话，但能听懂基本米加斯语指令，终日穿着浅色病号服和一双木底布鞋，在办公室或是走廊的角落里晃晃悠悠的擦擦地板，刷碗洗盆，做些聊胜于无的工作。他像一只猫，悄无声息，我行我素的自由穿梭，走过忙碌的军官和患者。“来吧，罗曼”，“过来，罗曼”，女医务官们在休息时间招手呼唤他来身边，或将他搂在怀中，塞上几块糖果后一阵